引言：
古人常讲“文以载道”，其实不仅仅是“文”，很多领域由于千年的发展，都逐渐延伸出一套完善的，具有艺术性的系统，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美好气味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但自春秋先秦至宋，在不断地对香的追捧和研究中，士大夫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所谓“文雅”，“高尚”的品香之路。
这种对“香”形而上的理解充分诠释了文人们对天地，对自我的内省与思考，同时也与儒释道三家的部分教义相符合。
所以，要说中国的“香文化”是自古以来也尚无不可。但“一阴一阳为之道”，一雅一俗亦为道。”在一种文化场域中，若只看到“雅”的一面而无“俗”的一面，那它仍不能算“几近乎道”。
在明朝由于全球化大发展和气候等原因，平民百姓终于能真正一嗅曾只在高门萦绕的香烟。
当“香”的热潮在群众中铺开的一瞬，这种文化便可作为“道”的一个载体，作为流淌在中国人骨子里“雅”元素的一部分，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表达符号。
一、炉烟袅孤碧，云缕霏数千
其实对香料的追求是人类的一种原始习惯。
在世界文明初期，不论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香料都是作为一种极其珍贵上乘之物供贵族和神明享用。
而中国自西周就对香料特性有了文化性的解读，到春秋战国更是对香草进行了人格化的拔高，将其树立为君子品格的具象。
如屈原在贬谪后仍“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满目的香草让他平静下来去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到此时，佩戴香草就不仅仅是一种使人愉悦的生理需求，而是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各种香料也满足了人们对传统观念中诸多优秀品质的想象，如兰草生于幽谷，便成了谦逊，遗世，高洁的象征；
肉桂长于崇山厉瘴，但仍馥郁芳香，不与腐草为伍，得以贞烈清高美名。
所以，在中华文明伊始，“香”文化便以积极正面的形式存在于传统文化中，为之后“香”的大受追捧奠定了基础。
到了汉朝，由于与西域的贸易来往，更多的更优质的香料进入中国，再加之佛教的传播，焚香开始成为香料们的主流使用方式。
虽然先秦时期也有焚香的习俗，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只有兰，桂，椒，蕙寥寥几种香料，所以焚香的习惯只存在于王室或祭祀活动。
但汉朝时西域各国香料的流入让普通贵族和官员也能接触焚香这种奢侈的享受，到魏晋时期，焚香已经变为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行为。
香料种类的增多将焚香变作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从读书弈棋到品茶待客，甚至出门之前都要用香将衣服熏一遍。
魏晋时这种对焚香品香的艺术化和生活化则为后世文人将香道上升到哲学层面奠定下基础，使香文化在唐宋时期又一次得到升华，从此臻至完美境界。
从秦汉时将香草喻为君子美人，到魏晋将焚香品香作为高雅艺术的代名词和地位的象征，再到唐宋时期香文化的再次升华，变为文人雅士思考自然、哲理的手段和媒介。
“日长自展南华读，转觉逍遥道味生。”
豁达也好，沉溺也好，高洁也好，雅致也好，千年流传的香文化在历代文人手中不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是传承，更是中国人对美的不懈追求。
二、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
黄鲁直的四句有关烧香的偈子随着炉中氤氲飘满了宋朝的文化场。
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雅”的一面并不能让人民接受，到市井阡陌，商业发达的明朝，香文化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明朝的香文化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文化，一类是民间文化。
宫廷文化所代表的仍然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对香道“雅”的阐述，而民间则将香文化简化成了许多习俗，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明朝宫廷的香料来源相较于过去丰富了许多，主要为三种：土贡，海外朝贡和岁半采买。
由于气候演变和资源开发，明朝的南方土司地区也有大量香料产出，而土贡也是宫廷本土香料最主要的方式。
“按土之所有，必以为献，尊君亲上之大义也。”
在当时藩属地区每年都必须向朝廷上贡以维护皇权统治，而在土司地区的贡品中，绝大部分都是香料，如大量的白檀香和降香等，但这些仍然远远不够。
明朝时期的朝贡贸易兴盛也为宫廷提供了来自南海诸国的优质香料。
据统计，洪武二年至正统14年，各国来使共次，而仅洪武二十年就收到进贡香料十万余斤，而几乎每次贸易的香料单位没有低于“万”的。
但由于消费偏好和需求数量大，即使是如此庞大的香料流入也不能满足宫廷所用，因此从明初到明朝中期，香料采买数额越来越大
史载：“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于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
历朝的采办都因其皇帝的习惯或奢侈或简朴，但明朝时期自明英宗开始就一改前期的节俭作风，逐渐奢靡，到神宗时期已经是穷奢极欲。
万历六年，仅光禄寺岁派就有斤的香料，医院一次购买量也未低于斤，如此庞大的香料消耗让人好奇，明朝宫廷都拿这些香料做什么了呢？
其实明朝宫廷虽然较以往朝代宽松和“接地气”了许多，但规矩仍然未变，其中最大的香料消耗仍然是国家层面的祭祀。
除祭祀祖先外，还有对天地，名山大川，江海，社稷等大的祭祀，据记载平均用香单位没有低于万斤的，而这还只是纸面记载，实际消耗还要更多。
以武当山为例，明朝中后期开始，武当山的用香数额倍增，从宣德元年的每三年七千斤到成化时期的一万三千余斤，甚至弘治时还有一次取香超过十万斤的记载。
神秘隆重的斋醮活动是明朝中后期府库香料最主要的去处，原本朝廷就要分时节，遇到重大事件便要斋醮祈福，如万寿等节修建吉祥斋醮，丧礼修建荐杨斋醮等。
弘治八年的一场吉祥斋醮，用香一万七千一百九根炷斤：降真香八百七十五炷，檀香六十炷，碎檀香二十六斤，碎降真香六十八斤，乳香三十斤，马牙香五十斤，细线香一万六十根。
仅这一场斋醮，就占了当时四分之一的香料份额。
但弘治以后各类斋醮数量陡增，尤其是到嘉靖时期，明世宗痴迷寻仙问道，倚重道教，为延寿祈福不断举行法事。
如春祈大斋、秋报大斋、延寿大斋、寿坛斋醮、安神大醮等，其耗费香料之巨难以细数。
除祭祀斋醮外，府库香料主要还用于宫廷生活和赏赐群臣，宫廷生活中如正月初一的焚香，饮椒柏酒，平日的身体、头发护理，衣物熏香和室内用香等。
比如当时的“内府秘传第一妙方”：“头油香”，其制作过程就要花费三十多种香料，可见其生活用香也是所资甚巨。
当然，皇室的穷奢极欲并非总是一无是处，在明朝，由于受市民经济影响，皇室对于香的不懈追求反而成了民间竞相效仿的“高贵”生活样板。
这种由皇室贵族带起的模仿风潮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不罕见，但明朝的这一次模仿却为中国香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平生饱食山林味，不奈此香殊武媚
相较宫廷祭祀和日用，赏赐用香其实占据的香料库存不过是前两种的十之二三。
当然乘上总量来看数目也并不小，但这些赏给群臣僚属的香料却起到了比斋醮和内用更大的作用。
明朝的香料市场下沉总体可以看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皇帝将宫内的名贵香料赐予下属。
由于封建社会对皇权的天然崇拜，这些流出宫外的香料又被当时的富商们竞相追捧，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便是由于富商的带头作用，百姓们也纷纷效仿，最终促使明朝平民香文化的兴盛。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大环境，那便是朝贡贸易的兴隆和手工业市场经济的繁荣。
经济向好使普通市民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曾经的高门“禁脔”，文人专属，甚至还掀起了一时的“香料热”：
“遣使四出，贡献毕至，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
进贡的使者觐见结束后，带来的香料不仅充盈了府库，也大量流入市场，引来百姓的大量购买。
此时的香料正式作为一种“轻奢”商品供给市场，供各阶层人民消费。
很多明代小说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的素描像，百姓用香在里面也频频出现，例如西门庆开的生药铺中就有海外传来的檀香，胡椒和安息香。
《喻世明言》中主角李英和黄善聪也均为贩香商人……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反应出的也正是当时底层人民身边香料的真实生态。
到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香文化就已经极具包容性了，文雅高士自可“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市井小民也能在“何须楚客纫秋佩，坐卧经行向此中”的香界中悠然舒畅，甚至是较为贫苦的人家也可以烧几丛苦艾驱邪避秽。
一蓬香烟寄托着明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先祖列贤的追思和对平安喜乐的祈愿。
秦汉象征君子，唐宋归属雅士的香料，在明朝百姓的手中化为了最简单朴素的祝愿，希望日子更好，每天让淡雅的香充斥自己的生活。
今天的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法国香水”“欧洲香氛”，她们装在精致的瓶子里，售出不低的价格。
而曾经风靡的焚香除了一些小圈子和寺庙道观以外，好像已经被这片土地的人们遗忘。
当然，在浮躁的现代社会，也很少会有人有那一份耐心和平静去侍弄一炉香，亦或者说是我们并没有时间去停下来欣赏一缕轻烟从炉孔中缓缓上升，在屋子里轻灵地荡开。
结语：
千年以来，不论哪个民族，不论哪个文明，都曾将香料作为珍贵之物，或焚烧或佐餐入酒，但唯有中国，将香赋予了如此丰富的象征含义。
从周天子的巨鼎到名士们的小炉再到寻常百姓的陶碗，君子、雅客、布衣的身份流转，并非降低了香的格调。
反之，正是明朝时期香料彻底融入百姓生活，才将这份关于香草的民族记忆，对香文化的特殊情结深深烙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基因中。
习惯了都市里或甜蜜或冷冽的各式香水味，蓦地闻到古老的焚香，仿佛喝下一杯淡茶，淡淡的苦涩过后是悠长的回味，是血脉中源自先民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