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至少从商周开始，就采用一些特定的金属，在社会商品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成为固定的货币。这些特定的金属，金、银、铜等之所以能成为民众公认的等价物，除体积小、便于携代外，最重要的是金属具有较为稳定的自身价值，因而在与商品进行交换时，是一种等价的交换。西夏在铸币和通过货币流通发展社会经济中，合理地利用了金属货币的这些特点。
从出土的西夏铜币来看，铸造都比较精良，轻重、大小、薄厚基本一致，这是西夏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能够取得信誉的重要原因。早在西夏建国以前，汉族、党项族、吐蕃族、回鹃族等，所使用的货币，均是中原王朝铸造的铜币。西夏建国后，铸造了自己的铜币，在其国内商业活动中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与邻国的商品贸易中，如果其所铸钱币的质地、重量，不能与公认的币值等价，那么就不能被邻国的商家所接受。正因为西夏钱币的质量，能够与社会上流通的钱币相媲美，才使得西夏钱在发行后不久，便很快进入了商品流通领域。
由于西夏境内缺铜，钱币的铸造量极小。从出土的钱币来看，无论是西夏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均为中原货币，尤其是北宋货币，而西夏钱币仅占其中很小的比例。由此说明，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西夏大量使用的还是中原货币，特别是北宋货币。
西夏社会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西夏占据的地域内，虽有大片的沙漠，自然条件远不如宋、辽、金，但在西夏境内却有一些适合谷物、蔬菜种植的地区。
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年），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撰的夏、汉文音义对译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记录了西夏种植的粮食品种，主要有麦（小麦）、大麦、荞麦、糜、粟、青稞、黍、黄谷、粳米、糯米、秫米（高粱米）、大豆、豌豆、黑豆、小豆、虹豆、荜豆、红豆、绿豆等；蔬菜品种主要有芥菜、薄荷、菠、茵陈、香菜、蔓青菜、萝卜、茄子、胡萝卜、汉萝卜、苦菜、半春菜、马齿菜、菰、常葱、蒜、韭、辣椒、弧子、笋蕨、越瓜、春瓜、南瓜、冬瓜等；农耕和打场的工具主要有耕牛、型、铧、镰、锄、镢、锨、锹、子耧、碾、磷碌、刻叉、芭罢、簸箕、扫帚等。
畜牧业是党项民族传统的产业，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西夏境内有大面积的天然牧场，尤其是西夏设立西凉府的凉州地区，“善水草，宜畜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的美誉。西夏的畜牧品种主要有马、羊、骆驼、牦牛等；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驴、骡、猪、狗、鸡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夏省嵬城遗址出土的大量马、羊、骆驼、牛畜骨，在西夏陵区墓葬中出土的幼羊、幼狗、鸡等完整骨架和铜牛、石马、石狗等随葬品，都反映了畜牧业在西夏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西夏的畜牧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经营方式。由官府经营的畜牧业规模较大，牧养的牲畜也较多。在西夏朝廷中，专门设立了“群牧司”，为畜牧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西夏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了皮革、毛纺、木器、制陶、酿酒等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西夏建国后，社会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大，所需产品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刺激了西夏社会化手工业的迅猛发展。从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证明西夏至少在冶金铸造、皮毛加工、丝麻纺织、湖盐提炼、陶瓷烧制、木器制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酿酒等方面建立起有利于封建社会商品流通长足发展的手工业体系。
一、金属的冶炼和铸造
目前发现的西夏文物中，金、银、铜、铁等金属质地的文物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高油坊西夏城址中出土的金莲花盘、刻花金碗、金佛像、金指剔、金饰件等，工艺十分精湛，反映出很高的冶炼、铸造、雕刻水平。
宁夏灵武横山出土的带有墨书西夏文字的银碗、银钵和铸有梵文的银盒，反映了西夏银器制造业所达到的成就。在宁夏银川西夏陵区和新华街出土的鎏金大铜牛、小铜牛、铜铃、铜铠甲片、铜门泡钉、鎏金铜造像、铜钟、铜瓶，以及出土和传世的铜印、铜牌、铜钱、铜削、铜镜、铜花押等，都反映了西夏铜器铸造工艺的水平。在西夏陵出土的铁剑、铁矛，内蒙古出土的铁钱，以及在宁夏灵武等地征集到的铁釜、铁鼎、铁权（秤碗）等，反映了西夏冶铁、铸铁的手工工艺。在甘肃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一幅锻铁图，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风力较大的竖式风箱，故宋人称西夏有“盐、铁之利”。
二、皮毛的加工制作
党项族最初是以游牧为生的民族，早在尚未迁徙的隋唐以前，“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整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因此，皮毛加工对他们来讲，乃轻车熟路。西夏建国前，虽然大部分党项族人已由原来的“生户”转变为“熟户”，并逐渐开始了定居的饲养和农耕生活，但一些传统的生活习俗是难以改变的。李元昊就曾自豪地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西夏的皮革制品有皮帽、皮衣、皮裤、皮袄、皮袍、皮靴、皮腰带、皮褥、皮袋、皮囊等。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皮靴，用生牛皮制成，皮面上还保存有牛毛。
毛制品在西夏时期应用也十分广泛，牛、羊、骆驼的毛，经过一系列加工，可以制成毡、毯、褐，是一种良好的防寒保暖材料，党项族人用它们做成毡帐篷作为冬暖夏凉、移动方便的居室。毡帽、毡靴、毡袜等，是党项族人冬季防寒的服饰之一。毡披既可以防寒，又可以防雨雪。西夏士兵在冬季打仗时，还穿着毡铠甲，抵御敌方的刀枪和弓箭。西夏在守城时还制作了护城毡，加强防御。毛毯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来讲，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
三、丝、棉、麻的纺织
西夏建国以后，党项族在汉族的影响下，也学会了养蚕、剿丝和纺织，有关文献记载了西夏丝织生产的情况。在黑水城出土的夏仁宗天盛年间旧改新定《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一章中规定：“剿生丝百斤，九十八两实交中，优九十一两半，劣四两，混二两半，二两耗减。”又规定：“掌绣线库者，百两中可耗减四两。女子领绣线时，一两中可耗减一钱半。”“为绳丝者，百两中可耗减五两。”由此说明，至晚在西夏中期，西夏国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剿丝、纺织、绳丝、刺绣等丝织生产技术。
从目前发现的西夏丝织品和文献记载来看，西夏的丝织品种类有绢、纱、绸、锦、罗、绮、绫、缎等。但丝织品是一种十分昂贵的消费品，只有皇室贵族们才能享用。在西夏陵号墓中，曾出土过素罗、纹罗、工字绫、异向绫、茂花闪色锦等丝织品残片。在黑水城附近的老高苏木遗址，出土过印花和绣花的丝织品残片。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和拜寺沟方塔，也出土过婴戏印花绢、绣花荷包和绢花等。
棉花最早种植于西域，古代称“白蚝”、“白叠”或“白缫”。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棉花的种植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中原。西夏所统辖的沙州地区，自汉唐以来就以生产白耗而出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也有“白耗”这一词汇。用白耗纺织出来的各种棉布，是当时普通百姓能购买得起的衣物面料。年在甘肃武威曾出土过一件木质的刮布刀，背厚刃薄，刃部和靠近织布机的刀面，因长期碰撞、磨擦而留下明显的经线痕迹。
麻布的生产在西夏也很广泛，麻布是由植物纤维加工而成，具有韧性强、透气好、耐磨损等特点。在党项人编著的西夏文辞书《文海》中，将“麻”释为“此者麻草，可做纱布也。”在西夏汉文《杂字》和夏汉对译词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桑麻”、“麻稗”等词汇。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都有麻布残片的出土。
四、青白盐的晒制和加工
西夏境内盐产资源十分丰富，史书记载：“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西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其中尤以乌池（在今陕西定边县境内）和白池（在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所产青白盐最富盛名。西夏建国初，盐的年产量就达几十万石（古代的容量单位）。
五、陶、瓷的烧制
陶、瓷烧制业，是西夏建国后才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兴手工业。西夏建国前，党项族人是否已经学会了烧制陶器，由于缺少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的证明，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显然还不懂得如何烧制瓷器。即使在他们建国前逐步占领的区域内，有一些烧制瓷器的窑址，也是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工匠在生产。西夏建国后，党项族人的生活逐步稳定，瓷器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此外，西夏宫廷和皇室贵族，仿效汉族贵族地主阶级，追求舒适豪华的生活，也需求纹饰典雅、造型美观的瓷器，作为室内的装饰。
从目前发现的大量西夏瓷器和瓷片来看，其原料的筛选、加工和瓷器的制作、烧制技术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西夏的素面瓷主要为白瓷、褐瓷、黑瓷和青瓷，但也有少量的茶叶末釉、姜黄釉、紫色釉和复合釉瓷。器物种类有碗、碟、瓶、孟、缸、炉、灯、漏斗等生活用品；有砚台、砚滴等文房用具；有象棋子、围棋子、牛首损等娱乐品；有人物、动物、猴面人身、观音送子、财神等塑像；有纺轮等生产用具；有疾藜等兵器；有如意轮、金刚杵、法伞、念珠、莲花座等佛教器物；有匣钵、坯拍、垫圈、坯模等窑具；有槽形瓷砖、白釉瓷墙贴、脊饰等建筑构件。有些器物的底部或腹部刻有西夏文或汉文，还有些器物在器底刻有西夏的纪年。
六、家用木器的制作生产
木器制作也是党项民族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手工业，早在迁徙以前他们所聚居的川、青、藏地区，天然木材十分丰富，因而木质器皿的制作和使用，成为他们的民族传统。
在李元昊称帝建国前夕，其重臣“野利仁荣”奉命创制西夏文字，许多与生活器皿有关的字如：“桶”、“罐”、“盘”、“碗”、“匙”、“盔”等（盆类容器）都采用了和“木”相关的文字元素。这说明在西夏建国初期，党项族人使用的许多生活器皿，还都是木质的。
年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中，出土了木条桌、木衣架、木瓶、木碗、木筷、木笔架等木器：年在宁夏银川市西郊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的天宫中，出土了木供桌、木椅、描金木花瓶等木器；年在宁夏青铜峡市邵岗乡西夏墓里，陆续出土了文官、武士木俑十余件，尤其是党项人形象的木俑，各式的秃发，姿态各异，服饰多样，手持不同的兵器，是研究西夏党项族人发型、服饰、装束、兵器以及木雕工艺等，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七、雕版和活字印刷
印刷业是西夏建国以后才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兴手工业。西夏印刷业的建立，是与佛教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党项民族笃信佛教，西夏的统治阶级也把佛教作为社会伦理道德和精神寄托，从而大力宣扬与推广。佛教在西夏被视为“国教”，因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对佛教的崇拜，都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在西夏境内，除建有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外，其宫殿、官府、民居、陵墓等建筑上，也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西夏在佛教经典的印刷和传播方面，也是极其惊人的。
从文献来看，西夏从景宗李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公元年）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后开始译经，至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公元年）的4年中，将汉文、藏文、梵文的佛经，译成西夏文佛经共62帙，部，卷，当时称“蕃大藏经”。这些西夏文大藏经和一些汉文佛经，被刊刻印刷在各寺院内收藏和在民间传播。
夏仁宗仁孝乾祐二十年（公元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西夏最高统治者在兴庆府内的大度民寺，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法事活动，庙会上散施刊印的西夏文、汉文佛经多达20万卷。除大量印刷佛经外，还印刷了许多世俗文献。20世纪初，沙俄探险家“科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城盗走的大批文献中，已考证出的西夏文刊本就有70余种，余件。年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的塔心室内，出土被火烧灼过的西夏文木引雕版残件余块，虽经火烧后全部炭化变黑，但版面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批雕版对考证西夏雕版印刷的技术和工艺，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夏的印刷工匠，不仅已掌握了雕版印刷的技术，而且也学会了活字印刷。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十多种用活字版印刷的西夏文献。
据专家考证，在“科兹洛夫”盗走的黑水城文献中就有一些是活字印本。—4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黑水城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和发掘时，也发现了一些西夏文活字印本残页。7年在甘肃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部印刷本《维摩诘所说经》，共多西夏字。另外还出土有一件西夏乾定年间的文书，证明亥母洞内藏入的文物，不会早于西夏乾定年间（公元—7年）。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清理出的一批文物里，有9册西夏文佛经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计页，约10万多字。该经页面文字墨色浓淡不匀，栏线转角不衔接，字型大小不一，同一页上的文字有不同的笔画风格，有些页面缺少版心，有些页面上有丢字、倒字现象，还有些页面的行距间印出了夹板的痕迹。这些都反映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也是一部活字印本。
八、酿酒业的兴盛
酿酒是西夏最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之一。早在党项族人迁徙内地前他们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畜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游牧部落生活时期，就已经懂得“求大麦于他界，酬以为酒”。党项族人迁徙内地后，虽然逐渐走向了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但酿酒、饮酒的古老习俗却一直没有改变。他们不仅在婚丧嫁娶、寻敌复仇、举兵征伐、论功行赏、聚众议事、出行狩猎、外出放牧、庆贺诞辰、欢度佳节、接待国使等重大活动时，必开怀痛饮，即使是闲来无事，也时常饮酒作乐。因此，酒在西夏国内销量很大、品种很多。
从目前文献和有关资料能见到的酒类品种主要有大麦酒、小麦酒、粟酒、米酒、小曲酒、酽酒、芦酒、马奶酒、普康酒（葡萄酒）等。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中，有一幅西夏《酿酒图》，画面上绘有两位中年妇女，一位坐在炉门前添柴吹火，目视炉灶上的酿酒蒸馏器；另一位站在灶台旁，手持陶钵，回首面对炉门前的妇女。炉灶旁放着一把酒壶、一个高足碗和一只木桶。这幅画为我们生动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所采用的“蒸馏法”酿酒的情景。
西夏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逐渐兴盛，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西夏建国前后，由于畜牧业比较发达，而农业、手工业还比较薄弱，因而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单一和不平衡性的。
西夏国民，特别是从事畜牧和半农半牧的党项族人，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许多用品，都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换取。所以，他们很早就和周边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建立了双边贸易。但起初党项族人能够拿到榷场进行交易的商品，只有牲畜、草药和皮毛制品。正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西夏所居氏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氏戎，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司马光所言切中了西夏对宋贸易的期盼心情。因此，每当西夏进犯宋边境时，宋朝除了采取军事上的防御和反击外，总要以关闭榷场对西夏进行经济制裁。
西夏对宋贸易的主要商品为羊、马、牛、驼等畜产品，尤其是马匹和羊只，每年都以数千匹、数万只计。其次是青白盐，每年要卖给宋朝边民十多万斛（按宋朝衡制合多万斤）。北宋朝廷为保护河东解盐的生产销售，曾多次颁布严禁西夏青白盐入境的诏令，但由于西夏所产青白盐味美价廉，边民善食，而屡禁不止。西夏朝廷每年所得盐利，按宋朝大臣韩琦、田况等人的计算：“青盐十万斛，今只以解盐半价约之，已及二十余万贯”。西夏对宋贸易中，还有毡、毯、毛褐、裘衣等毛皮制品，有麝脐、翔羚角、甘草、大黄、柴胡、从蓉、红花、硒砂、蜜蜡、安息香等药材，以及玉石、玉珠、琥珀、翎毛等珠宝和装饰品。
西夏在对宋贸易中购买的物资，建国以前品种较多，建国后随着本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逐年减少。宋室南迁后，西夏基本上与宋朝停止了贸易往来。西夏早期从宋朝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粮食、食品、丝织品、麻织品、茶叶、漆器、瓷器、兵器、香料等。西夏除主要与宋贸易外，与周边的辽国和金国，以及西州回鹃、大食国等也进行贸易交往。由于这些国家或政权所辖区域的自然环境，与西夏大致相仿（宋室南迁后金统辖了中国北方，情况又有所不同），因此贸易交往的品种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的商品物资上，互通有无。不过西夏更希望从辽、金得到铜、铁，从回鹃、大食得到宝玉和西夏缺少的药材。
西夏在同宋、辽、金及周边邻国或地方政权的贸易交往中，通过货币的不断流通，获取了巨额利润，为西夏国内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西夏从崇宗乾顺亲政（夏永安二年，公元年）起，由于在国内采取了建立国学，尊行儒教，崇尚诗书，推广汉学等系统化对党项贵族子弟封建汉文化教育和分封阜姓、巩固皇权的措施，使西夏最高统治阶级内部，自李元昊死后就开始出现的、以蕃汉礼仪之争为表现形式的权力斗争逐渐平息。同时，乾顺又推行“联辽和宋”的外交政策和健全法律，保护封建私有制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夏仁宗仁孝执政时期，虽然在即位初期发生了强烈地震和灾荒，出现了灾民暴动，但仁孝采取了得当的应急措施，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社会逐步稳定。
夏仁宗天盛、乾祐年间（公元—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从西夏钱币中，也能够反映出西夏社会的这种发展与进步。在目前所见的西夏钱币中，汉文“天盛元宝”铜质钱出土数量最多，其次是汉文“乾祐元宝”铜质钱。而且、在西夏的其他年代都没有发现铁质钱，唯有天盛、乾祐出现了铁钱。这些情况说明，西夏天盛、乾祐年间，社会商品极大的丰富，西夏朝廷必须发行大量的货币，以促使商品的流通。为了发行“天盛元宝”钱。西夏还专门成立了“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执掌。
过去，许多西夏学者误认为，“通济监”是西夏仁宗天盛十年（公元年）始设的铸造钱币的专门机构，这是受清代西夏史学家吴广成的影响。吴广成在其所编著的《西夏书事》卷三六，（宋）绍兴二十八年、夏天盛十年夏五月条下，记述了立通济监铸钱一事。其史料虽来源于《宋史·夏国传》，但《宋史·夏国传》记载此事仅为一句话：“（绍兴）二十八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在这句话中，其实并没有“通济监”是铸钱专门机构的含义。经吴广成的注释：“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元字之笔误）宝钱，与金正降元宝钱并用”，因此给后人造成了通济监是铸天盛元宝钱专门机构的误解。
实际上，早在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之前的几代皇帝，都已有了铸钱的实例，至于西夏钱币的铸造，由何种机构来进行管理，由于文献史料中无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现已出土的西夏早期钱币的质量来看，显然也是由西夏宫廷派出的专门机构监造的。因而《宋史》记载“始立通济监”，这个“通济监”显然不是一个负责铸钱的机构，而应是一个专设的监察机构。由于过去铸钱从未设立过监察机构，因而《宋史》用了“始立”一词。天盛元宝钱铸量较大，负责铸钱的官员只要在每枚钱上略扣少许，就很容易构成巨大的贪污。所以，仁孝立“通济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腐败。这一举措，也与仁宗仁孝推行的清明廉正政策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