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古人在安排春节每天作息的时候，并非是单纯和刻板的进行仪式和娱乐，而是根据四时有序的原则和勤俭持家的传统，对生活、农事和娱乐交错进行。如在大年初六，很多地方有清茅厕的习俗，看似破五之后百无禁忌，其实是因为节日期间人员冗杂，及时清除秽物有利健康。
再有钱的人也不敢对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态做出承诺，阴阳两仪下是物极必反的规律，防止春节期间过度吃喝造成的健康不适，采取了劳逸结合的方式，尽管以休息为主，但会有安排些简单劳作以适应开春之后繁重的体力劳动。
当然这种可有可无的安排并非是春节程式的必须，但是继续生活的必要，甚至是彰显家训门风的必要。清代晋商巨贾乔致庸曾告诫子孙：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传统的家族理念中，将劳动看成家族兴旺的根本和品质，即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才能一有门兴旺的根基。
但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有限，特别是生老病死的折磨和莫名的瘟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经验积累中，以风水学为基础的古代卫生防疫方法先从家庭开始衍生，最常见的便是春节前的大扫除和各种富有情趣的生活点滴。
芷案焚香是生活的大雅，也是驱除蚊蝇最好的方式。明清之际，有钱人为了避免蚊虫的困扰，在建筑房屋时，采用花椒水浸砖砌墙的方式，使整个宅院都有暗香袭来，同时还芳香醒脑。如晋中的王家大院，三百年间依然有幽幽之气隐隐飘来，张口便芬芳而至。
次级的便是香料在生活日常的使用。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已经有携带香囊或者香草的习惯。唐宋以后，香料或者焚香的习惯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并逐渐成为待客之道。当时焚香的器皿和过程都非常讲究，在配以古人的衣袂飘飘，君子之象儒雅之风的文明古国气息便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香料的使用在宋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有专人研究香料的配比，还有人专门著作和传授制香、焚香之道。宋代著名书法家和诗人黄庭坚和其外甥洪刍还编辑了一本《香谱》传世，可见当时人们对香料的喜好。
在各种香料中，有单品和合香的区分。单香材有沉香、檀香、龙脑香、安息香、乳香、藿香、麝香等，而按照一定配比将这些名贵香材按照“合香方”调和在一起，成为香饼、香丸、香篆、末香等，属于古代高级奢侈品，是在贵客和重大节日才可以使用。
但对普通人来说，价格昂贵又没有时间优雅进行，于是民间便有春节门楣插柏叶、秋季挂茱萸、夏季燃艾草的习俗，均是利用这些植物特有的芬芳气息来抵御蚊虫侵扰。在古代，这些随处俯拾的植物，成为那时人们驱瘟辟邪必备之物。
面对瘟疫，即便在观念相对狭隘和封闭的时代，祖先们并非束手无策，而是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应对，同时以家为单位，做好各种防护准备，主动与外界断绝往来。中国古代豪门便是一个小社会，如晋城皇城相府、运城裴氏家族和榆次常家大院，甚至包括商贾云集的平遥古城，关上城门便可保一方平安。
在历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时刻，晋城周边的野狼是被饿死的人喂大，而之后肆虐的瘟疫横行整个山西，但这些豪宅凭借着相对封闭躲过一劫，其间家训的告诫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成为避瘟避疫的有效手段。如《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古代城市污水聚集性住宅和也受到重视，据说西汉萧何在未央宫修建了下水沟；为了减少城市灰尘，还制造了类似洒水车的“翻车渴乌”，榆次后沟古村则圈全部采用暗渠下水的方式，不仅排洪排涝，还拥有封闭传染源的功效。
当习惯成自然后，一些好的习惯便成为习俗、风俗被保留下来。馨香的世界任何人都会憧憬和向往，特别是在春节这样隆重的节日中，人们以新衣新风笑颜徜徉在香风中，是何等的自在从容。但每个家庭必须有人在上元节的前夕，换下体面的新衣，着上粗布的短裳，去寻找柏叶的存在。
木谐白者柏，向西承制，以全木德，肝脏体用备矣。叶侧曰孙，曰络，曰经，曰脉，克肖乎形。盖肝藏血，失所藏，血吐不止。守所藏，何吐之有。时珍广之洗疗漆疮，金形人，肤受其眚，名曰横漆克承制，又何横之有。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的这句话并没有促进柏叶成为更多中药的配方，但促进了民间对柏叶驱虫辟邪的兴趣。过去乡野柏树较多，因此在建筑房屋和楹框时多以柏木为材、柏叶作为苫盖和装饰，为志向读书者增添一分雅趣。宋人有诗曰：
翠柏童然杂蘤间，簿书馀暇独来看。
不须更共春葩竞，留取青青待岁寒。
志向与生活合一，生活融入了平安，看的人之心境与态度。福无双至或祸不单行，是勤劳之上能否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与修养的结果。采摘柏叶，在劳作中排解出胸中污浊之气，又与馨香为伍，因此整个春节都变得健康和心旷神怡，宛若仙游。
这样整个春节都成仙境，仙境里云香四溢。从除夕旺火到上元灯夜，每天都是柏叶的清香与恬淡，若有若无，氤氲在房屋中，院落里，大街上。
古人诚不欺人，获取满庭之芳，一枝柏叶，一缕心香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