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宋代，上至国家的重大礼仪活动，文人士族的书房雅集，下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礼佛和客厅闺房等地方都会摆放香炉，淡淡的香气流荡在空间中，似有似无，氤氲于人们心间。香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在心灵与具象世界中架起联系的桥梁，成为宋人在熏香场所之外境界精神的象征。
为了配合各类香气所营造的气息氛围，在各类焚香场所中得到最为和谐的审美享受，不同形态的香炉迎合着宋人的心理期待被设计制造出来，香炉的器形也在宋人各类用香的目的中与场所适配。
一、祭先灵尊天地
香炉存在于在宗教祭祀和国家祭祀的各处。在这些场所中，无论是祭祀先祖还是供奉神灵，不论是道家斋醮、佛教行香还是各类礼仪场所中的焚香，香炉都是宋人向神佛祈求、许愿的媒介，世人心中所念之事，大至国家兴盛，小到个人荣华，都依赖着飘起的青烟传达。
在道教斋醮中，仪式主持者会“发炉”奏告神灵，以“发愿”的仪节，祝愿天下太平，五谷丰熟；臣忠于孝，君仁父慈：四海通通，冤亲和释；弧露众生，丰衣足食。各类仪式中所念的祝词也离不开兴国爱民、普济群生、安镇国祚、国土日昌等主题。
中国佛教除了继承印度佛教的供香仪式，也形成了独属于中国佛教的行香礼，并随着时代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和变革。历经千百年，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相交融，其供奉祭祀仪式也逐渐被纳入中华祭祀体系，其所求也围绕着对日常生活中的困苦和麻烦的解决与世俗幸福生活欲求的满足。
两宋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治的需要，推动宗教祭祀的发展，佛道等宗教被官方承认吸收，与传统的家国祭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秩序运作的体系。整个体系围绕着皇权统治而展开，国家祭祀维持了社会的阶级规范，家庙祭祀整合和延续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宗教则嵌入传统的社会道德体系，帮助世俗政权维持统治秩序。
《幕府燕闲录》记载：“国忌行香起于后魏、江左斋梁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
在这些不同的祭祀体系内，存在着部分仪式的相互借鉴与环节的重合，焚香祭祀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类。焚香作为一种礼仪规范，成为了祭天地告神灵的重要环节，香炉作为祭祀礼器，也成为了人们行礼时无法或缺的一部分。
二、参禅机别身份
两宋时期文人用香普遍，焚香之事在宋代文人手中成为一类生活的艺术，书房雅集，吟诗赏月，无论位于何地，处于何种季节他们都会在所处之地进行焚香。四季的变更带来自然的清香与生命的芳香，不受日夜星辰影响的焚香活动，则为文人雅士们提供了内心的平静与隔绝世事后的淡然。
文人焚香虽不是兴起于两宋时期，但却是在宋时期，文人的焚香活动与参禅问道相结合。寻常的焚香活动在宋文人手中，具有了更多的生活美学和精神意蕴，与普通市民的焚香活动相区别，并为明清的文人士大夫所效仿，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两宋时期，禅宗在民间广泛传播，对士大夫阶层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融合了佛教的心学和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渗透了佛教的般若空观和道家对精神和物质自由的追求，吸收了儒家的正心论，奉献和善良的本性以及形而上学的放荡和博大，最终成为一种充满人生哲学的世俗宗教。
禅宗的机趣与智慧，缓解了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失意和内心的沉闷、困顿，调动了文人对于自然、生命的能动性，指导文人以新的视角去俯视人生，寻找自我。抑郁不得志者通过参禅在出世与入世中找到了理想的结合点，灵魂得以解脱，官僚士大夫也在宽广的哲思世界寻到了精神的休憩。
两宋有许多的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与禅师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在与禅师交往之中也学会了以香悟道。黄庭坚是最早提出了“焚香可参禅”的人，他将焚香与参禅联结，使香在北宋时期，成为了可直接指代“禅”甚至“佛性”的新形象。
在黄庭坚和苏轼的阐述与引领下，焚香成为文人的禅修实践活动，与参禅焚香相关的诗词文章也层出不穷，将文人焚香带上一个高峰。在苏轼与黄庭坚之前，文人群体对香就多有研究，但多停留于对香料的评述和香味的分辨，很少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直到苏轼在《和黄鲁直烧香二首》中提出，闻香之事不应只重直观之物，更重要的是从香其中感受感悟精神体会意境。而鼻子作为六感之中最先接触香味的，理应是最先体会佛理教义的。“鼻观先参”的观点为如何结合闻香与参禅，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要求人们忘却形态与气味，摆脱生理的束缚，以香回照心绪，对熏香作全方位的审美，并与自身精神相契合。
《林泉高致集》记载：“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见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挑之者也。”
读书写字时常以闻思香、清神香、清心香和清远香等相伴，清神醒脑；修禅打坐时焚禅悦香、五真香等，用以感悟心神。不同的香气渲染出不同的美感，带来不同的思想感悟。观其文人香方，无论是在构方或是合香方法上，都遵循着五行法则和四时规律，注重阴阳的平衡，尊重香药的自性馨香，各类气味严格配比，馨香各不相掩，整体和谐顺畅。
在遵循定理的基础上，文人配香更多的是展现自身的喜好和精神面貌。多样的香料，正如同他们内心的多面，也正是这复杂的情绪才组成了一个个真实的人。香气升起，或清新，或浓烈，或深邃，其展示的是众多两宋文人风流畅意的一生。
查询两宋期间的香学著录，发现文人更加偏爱具有山林气息的香料，多处香方中都出现了将荔枝壳、樱桃核、香橙皮、甘蔗渣等自然草植混入香料之中的现象。这些香草清新淡雅的气息与沉香、檀香等香料所发出的浓郁气息相调和，焚烧之味如人旅于红尘中，沉寂之后，回首蓦见青山绿林。
《香谱》中还有一类重要的文人常用香方——拟花香方。它指的是模拟花香的香方，其中最为著名的为梅花香。梅花香方自成体系，江梅，腊梅，笑梅，浓眉等香方比比皆是。梅花气质冷傲，独立于萧瑟的寒风中，是文人所追求的高洁品质，时常焚起的梅花幽香亦既是对梅花凋零的追思，也是对不流世俗的清冷境界的追求。
三、养生息辟污秽
以香为药、以香入药在中国具有极为悠长的历史。将香料燃烧，利用所产生的气体来进行疾病防治和养生保健的熏香法，也是中国中医中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直接焚烧产生的香料会以最快的方式发散香气，结合中医中的鼻息法，被视为极为普遍的外治之法。
《黄帝内经》记载：“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
古人认为鼻孔为肺气之窍，以鼻窍为途径，引导药物入全身诸经脉，进而达到调脏腑的目的。这种以香养鼻、益脾的观念在宋时更为成熟，香枕、香囊、焚香都成为了宋人调养生息的方式。其中效用最强的当属焚香养生。蒸熏的热气混着温和的芳香，在自控的呼吸频率和深度之下直抵肺部，后又随经脉走窜，以燥湿正气，调理气血。
正如颜博文在《颜氏香史序》中所指出的，焚香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祛疾除病，调养生息等积极治疗的作用。两宋时期，无数文人遵习医术，并编撰养生相关书籍，如苏轼的《良方》，司马光的《医问》，文彦博的《药准》等。在《香谱》中也在各香方之上标注了醒神，舒心，通气等功用疗效。
宋陈自明认为“气血闻香则行，闻臭则逆”，在日常生活中，宋人在书房中熏香，保证气血通畅，思维敏捷；日常在居室中焚香，保障睡眠，醒脾益气。所用香炉也不拘其型，香兽，香毬，瓷炉，宋人根据实际所需将其摆放各处。
除了以香养身，熏香也可用来祛除害虫，邪灵之物。焚香熏衣是自商周时期就存在的一种习俗，熏衣不仅能使得衣袖添香，更能祛除衣服之中的虱虫，保证衣服洁净。在宋代的《琐碎录》中的一个杀虫熏衣方，“百部、秦艽两者合捣为末，以焚香样著薰笼”，具有杀虫灭虱的功效，燃之又能散发芬芳。焚着的香炉搭配熏篝，成为宋人常备的熏衣器具。
焚香因香料的特性能杀虫除害，同时又因古人对香味的联想而具有避除邪秽的作用。他们认为香集天地之气，万物之灵，有清正之姿。生活中常焚的安息香能“通神明而辟诸邪”，龙涎香可“辟精魅鬼邪”，沉香使“鬼疰堪辟”，乳香“焚之祛邪”，麝香能“辟恶气，杀鬼精物”。宋人依靠焚香调理内在气息，抵御外部污秽，时刻保持身心的清净。
结语
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巅峰的宋代，也是香文化发展史中的鼎盛时期。两宋用香习俗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庙祭祀、宫廷仪场等处处场所皆能闻见芳香。香成为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样，香炉也作为焚香的器具与宋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用香文化的发展史也是香炉的发展史，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沈约,《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