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T2生物治疗的效应及治疗反应的预测
抗T2生物治疗已被推荐用于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的附加治疗。几项随机临床试验发现，抗T2治疗不仅可以减少哮喘急性发作和类固醇激素的口服日剂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第1秒用力呼气量（FEV1）。
尽管临床疗效显著，但FEV1改善与生物治疗临床应答的一致性较差，提示其他肺功能指标如小气道功能障碍（SAD）有可能更好地映射临床反应。事实上，SAD是哮喘的一个标志，与疾病严重程度和症状控制不佳相关。
MustafaAbdo等研究
目的旨在探索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的SAD检测能否更好地关联甚至有助于预测对生物治疗的临床应答，从而在这一重症哮喘人群中描述一个独特的表型。
对象与方法分析年在德国肺脏研究中心（DZL）发起的前瞻性纵向全年龄组哮喘队列（AllAgeAsthmaCohort）研究中招募的患者数据。研究纳入接受抗T2生物治疗的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成人患者。通过哮喘控制测试（ACT）和1年前的哮喘急性发作次数（发作时应用全身激素≥3天）来评估哮喘的控制情况。通过脉冲振荡技术（IOS）得出的频率依赖性阻力（FDR，R5～20Hz）和用力肺活量在25%～75%时的平均用力呼气流速（FEF25-75）来评估小气道功能。此外，还研究了气体陷闭指标如残气量（RV）和残气量/肺总量（RV/TLC），检测了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和呼出气中一氧化氮（FeNO）以评估嗜酸粒细胞性气道炎症。
患者被分为有应答者和部分/无应答者。抗T2生物治疗的临床应答被定义为急性发作次数和口服类固醇激素日剂量至少减少50%并持续12个月以上，同时ACT评分至少增加3分。
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来研究FDR相较于其他临床变量(如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在预测临床应答方面的能力。使用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FDR与临床应答(以ACT评分和急性发作次数表示)之间的相关性。
主要结果1.共纳入20例患者（mepolizumab18例，benralizumab1例，dupilumab1例），平均年龄59±9岁，女性占60%，平均体重指数（BMI）27.6±5.4kg/m2；平均绝对嗜酸性粒细胞计数±/μL。启动生物治疗前12个月平均有5±3次急性发作，平均FEV1%pred为76%±21%，平均FDR%pred为%±%，平均ACT评分为15.5±5.4分（表1）。
2.应答者的基线FDR显著高于部分/无应答者，但FEV1、FEF25-75、RV和RV/TLC相似。且接受抗T2生物治疗后应答者的所有临床标志物(肺功能、炎症生物标志物)均获显著改善，而部分/无应答者没有表现出任何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表1）。
表1接受抗T2生物治疗的应答者、部分/无应答者的临床特征
3.ROC分析显示，在所有检测的临床标志物（FeNO、FEV1、FDR、血嗜酸粒细胞）中，以联合FDR与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对临床应答的预测能力为最好，敏感性75%，特异性87%，AUC为85%(67%～%，CI0.95，P=0.01)（表2）。
表2临床预测指标的曲线下面积（AUC）
4.线性回归分析显示，FDR改善与ACT评分之间的相关性（R2=0.42,P=0.）优于FEV1与ACT评分之间的相关性（R2=0.25,P=0.）。同样还观察到FDR改善与急性发作减少之间的相关性（R2=0.41，P=0.）强于FEV1（R2=0.20，P=0.）。此外，肺功能指标（FEF25-75，RV和RV/TLC），与急性发作减少或ACT（R2值约为0.20）的相关性并不优于FEV1（图1，2）。
图1不同预测指标的ROC曲线
图2不同预测指标的相关性
我的观点1.该研究结果显示，抗T2生物治疗后重度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患者的SAD显著改善。治疗前的IOS是预测临床应答的重要指标，严重SAD可作为重度嗜酸细胞性哮喘治疗不充分的一种独特临床表型。
2.不同于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昼夜变化、吸入或口服类固醇激素的应用、合并过敏性疾病等，用来评估SAD的IOS技术是反映抗T2生物治疗应答的较好指标。
3.该研究的主要局限性：①是观察性研究；②纳入样本量（n=20）较少；③反映小气道功能的指标还有惰性气体分布和肺清除指数（LCI）等，不限于该研究中的FDR和FEF25-75。因此，需要设计大型队列和小气道功能的多模块评估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验证该研究的观察结果。
本期作者陈雪琴在读硕士研究生
?南京医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吉宁飞主任医师
?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呼吸系病教研室副主任
?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
*茂主任医师
?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医务人员参考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